一、保持一颗善良的心，是杨善洲精神的基本方面
事例1：1984年冬季，寒风刺骨。我们到大田坝出差，碰到一个农民拉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待产妇女，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已经走了好远。老书记突然转身，脱下自己的一件军大衣和脚上的黄军鞋，叫秘书赶上去盖到那个妇女身上。工作人员说，你把自己身上的东西都给别人了，自己怎么办?他说“我有的是办法”。随后，老书记沿路边走边掐野草。晚上，老书记利用在一户农家借宿的机会打起了草鞋，而且一晚上竟打了七双草鞋。
后来，每年清明节，大亮山干部学院的人都会看到有一家人到杨善洲墓前祭奠。奇怪的是，他们不烧纸钱，只烧一双草鞋。原来，他们是早年间得到过关照的板车上的一家人，男人姓席。他说：“老书记用一双草鞋救活了我的女人和我的儿子!”
一双草鞋，寄托着这家人对一个善良人随意之举的浓浓深情。从官民关系来看，官员的一个善举，将会形成一种凝聚民心的巨大力量。
事例2：1985年夏季，昌宁新华乡遭遇雨灾。老书记赶到灾区，并到一户人家查看灾情。这家人柜子里仅有半箩包谷。问：全家的粮食就这点了?主人点头。出来后，他立即叫驾驶员到县城粮食局去借米，还嘱咐秘书：“打个借条，下一次我们来还!”
后来这家人到大队、公社及城里的有关单位，到处寻找给他家送大米的人。一直到2010年送米人逝世两个月后，他们才打听到，当年给他家送大米的人叫杨善洲。吃米人还惦记着，可送米人早已远行，走得很远很远……
事例3：1983年冬季，杨善洲到大官市公社查看春耕情况，见到几个妇女前胸背孩子，后面背着一大筐农家肥。他问生产队：用牛马来驮粪不行吗?队长回答：“当农民的谁不知道用牛马来搞运输?可我们没有钱买啊!”回机关后，杨善洲跟部下借钱，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请人去丽江买了两头水牛送到大官市生产队。牛送到的时候，全村人，特别是妇女，激动得失声痛哭。
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逝世的消息传出。大官市几位老年妇女一起到当年杨善洲到过的地里去祭拜，她们要用自己的习俗“留住”杨善洲，不让他走……
事例4：1976年冬季，地委在昌宁柯街搞坡改梯实验。公社杀了一头猪，工地上弥漫着的肉香味吸引了周围两家人的孩子。一个大些的孩子说：“我要吃到一碗肉，今天晚上我就不来尿(尿床)了!”杨善洲听了后，立即叫炊事员抬了两碗肉去送给这两家人，自己却带着秘书离开了。秘书问原因，他回答：“这么多人不够吃，我们走了，让他们多吃一点。”
事例5：1979年2月17日，对越还击战开始，杨善洲嘱咐会计室每月的工资留下12元，剩下的钱全部捐献到前线，一直到1986年。有人提醒他：战争已经结束，你家里也困难，工资可以收回来了。
……
关于杨善洲的许多生活细节，说实话，当年我虽然经常亲眼见到，但对他为什么“老这样做”，甚至一直坚持到他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实在难以找到真正的原因，也无法理解。
1997年的11月，听说他把腿跌坏了，我去大亮山看他，晚上一同睡在柴棚里。听林场工人说场里缺资金，支付工人工资都没钱，是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支付工人的生活开支，他自己身无分文。我问他，你都穷成这样了，咋个活?他叹声说：“我是在还账啊!”
土改期间，家里分到了一亩五水田，8亩山地，依他自家的能力，苦几辈子，也买不到这些家产。所以他说：“我是在‘还账’。一个人不晓得感恩，这辈子活不出什么名堂来!”
1984年搞增百致富调查，他到龙陵松山一转，听到村民讲了一件事：一个年轻妇女参加打扫战场时，见战壕上躺着一个15岁左右的小战士，奄奄一息，只是不断地咂着嘴，嘴里断断续续地吐着“妈妈”两个字。知道他要吃水，这位年轻妇女就把自己的乳头喂进了小战士的嘴里，哭着连声叫喊：“小兄弟，我们打胜了，你要醒回来啊!”介绍的人说，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伤心过度，那位妇女抱着那个小战士一起死在了战壕里。据说，当时第八军副军长李弥听说此事后，专门带着将官们到松山战壕上集体向这位妇女和小战士致敬。听了故事，杨善洲心情极为沉重。一路上，我还跟杨善洲讲起杂志《人物春秋》上的另一件事：一个妇女，其丈夫是保存着某红军一个连队的经费的红军战士，这包经费是几根金条。后来部队打散了，这位红军带着重伤，爬到了一个亲戚家，叫亲戚把他的妻子找来，嘱咐妻子：我活不了了，你要千方百计找到红军，把这一包金条交给红军。(这个报道前不久被人送到网络上了，题目叫《带着金子要饭的女人》)男人牺牲后，那位妻子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和那包金条一路要着饭，到处找红军。一直到1954年，找到当地政府，把这包金条完整地交给了组织。听我讲完这两个故事，坐在前排的他用右膀子抹了一把眼睛，很沉重地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这个国家，前辈人都在拼命哪。我们这些活着的后代人，还有哪些泣泣啦啦的事舍不得丢掉?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好好地干啊，我们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杨善洲来说，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许多叫人流泪的故事，许多他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促成了杨善洲善良这一珍贵品质，也促成了他下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
善良是什么?善良就是付出。付出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付出，有时甚至是生命。
说了这么多，我主要有这样两点体会：一是善良是健全自身人格的重要前提。缺乏善良，就无法建构出完整的人生。有些人喜欢善良，但自己又不愿意善良，这需要对自我人性撕裂过后的重新构建。善良是中国文化内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缺失了，可以说我们数千年的文化就缺少生命力，它也不会流传这么久。二是无论是为人或者为官来说，善良始终是杨善洲精神的亮光。他曾说过：“人不善良，跟猪和狗没有什么两样。”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书记曾说：“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丢失’，找回来的机会不会很多。”与其累死，不如以一颗空旷之心面对人生。要充分相信，任何结局都是我们本身的行为酿制出来的。
二、杨善洲理想信念形成的前提
杨善洲的老家在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杨善洲出生时，这里到处是荒山野岭，地里“种上一坡坡，收不得几颗颗”。
那时，苛捐杂税多，杨善洲一家苦海无边。1942年至1944年，父亲杨发龙及母亲席有娣的两个妹妹先后患病身亡。作为独子，杨善洲几乎成了孤儿。面对残破不全的家境，杨善洲毅然停止了私塾的就读，外出帮工打杂、求人拜师学艺，靠敲打石头(石匠)为生，意图改变家人的命运。但结局仍然是一个字——“穷”。
我一直对杨善洲的家境耿耿于怀。新中国成立前穷，那是旧社会带来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官，他仍然“穷”。作为同事，作为朋友，老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没有给过他丝毫的帮助。但细细地追踪他的心路历程后发现，正是这种苦难铸成了他后来对自己人生仍然坚守“苦难”的最初起点。
杨善洲与周围的村民一样，除了苦挣、苦干、苦恼，别无他路。那时，他常到距家较远的耿马、永德一带去做苦力。谁知，那些地方比老家更穷，在外苦个一年半载，换回来的是“以物代钱”的几砣大烟。杨善洲认为，手中的毒品为换钱去卖给别人，这不是坑人害人吗?因此，他一路行走一路丢，回到家时，两手空空。
旧社会留给杨善洲的是痛苦和煎熬的记忆。他曾经说过，我们不愿张口就骂“万恶的旧社会”，但那确实是个“大窟窿”，掉进去就拔不出来，闷得你一辈子喘不出气来。现在的年轻人对旧社会知之甚少，但必须要明白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前代人从那个社会走出来，全是共产党用鲜血和生命把我们从那个‘大窟窿’里一步一步地拽出来的。不明白这一点，你就永远弄不懂太阳是从哪里出来的、饭碗是从哪里‘掉’下来的?”
1950年，土改工作队进村，杨善洲全家破天荒的分到了土地。为保卫胜利果实，当年杨善洲被吸收为民兵，参加了保卫新生政权的工作。与工作队员朝夕相处后，他发现，这些人一进村就专往穷人的家里跑。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谁家穷人屋里漏雨，他们就组织人员到山上割草砍木料，为这家穷人建房盖屋。谁家屋里无米下锅，他们总想着法子出外购买粮食，为这家人解除逼近生命的威胁。工作队甚至把自己做好的饭菜送进穷人家里的饭桌上。一家山民的户主因长年生病卧床不起，他们会一起抬着病人翻越四五十里的山路到施甸街子去治病……
这一切使他清醒地看到，“共产党是专为穷人做事的”。他用事实凝结出来一个指引自己、影响自己一生目标选择的结论：“他们都是好人，跟着好人走，这条路不会走错!”
于是，这个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该如何选择了。
当工作队要求他留队参加工作时，他义无反顾地答应了。我为什么在叙述时用了“义无反顾”这个词语?当时匪患四起：由旺、七○七一带经常遭受土匪袭击，一些参加工作的人常被杀害。保山日报社前任总编边逵的父亲就是在河湾被土匪杀害的。对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个政权能巩固到何时谁也没有壳子，还存有疑虑。面对这些威胁，杨善洲仍坚定地参加了以保卫胜利果实为目标的民兵。不仅如此，1951年3月，他还果断地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对理想信念追求的目标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同年，即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坚定地向组织表态：“我这辈子就跟着共产党干(事)，一直干到脚直眼闭!”
杨善洲一生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定，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在生前与我们的交谈里还道出另一个重要原因：“旧社会的保长甲长我见得多了，见穷人就吹胡子瞪眼，碰到上面来的人却又勾头滴水、一副奴才相。当官的都像这样，百姓为何不苦?天下何愁不乱?”这说明，当时官场的丑态，已经使穷苦百姓普遍失去了信心，权力的腐朽和崩塌，连与世无争的山民都不怀疑了。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的出现，必然为那些对生活无望的百姓内心深处注入了“生”的希望。
杨善洲家乡的一些老人回忆：“老实说，当时工作队刚进村时，村民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和期盼。但时间长了，我们看到他们见了穷人，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这时我们才感到这些人确实是好人——看来我们今后的日子越走越靠近太阳了!”(录自2008年苏加祥与杨善洲的交谈记录)
对杨善洲口中道出的有关他理想信念形成原因的一系列回忆，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政权执行者与百姓的亲密贴近，使权力的背景靠近了民众、靠近了社会的底层，百姓因而从“这个权力到底为了谁”的疑问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政权与民心的凝聚力从而得到质的提升，政府形象开始在社会民众中扎下砍不掉、拔不出的“根”。结论二：毛泽东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宗旨。说通俗一点，共产党执政的目标就是把人民的日子过好、如何为他们做好各种服务，如何关心他们的痛痒，如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
老书记说：“共产党是为百姓做事的，是代表老百姓的政党，我们跟着他走，永远走的是正路”“天下是谁给的?是共产党给的，我吃着自己碗里的饭，就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我是老百姓选出来为他们说话的领导，因此国家给我的工资和一些福利待遇，我为什么要独吞独占，不还给他们一部分?”因此，跟着共产党走，坚守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把自己一辈子牢牢地捆系在百姓身上，与他们形成一个同甘苦、共患难的“命运共同体”，成了杨善洲一生矢志不移的坚定立场。也是他对为什么会迈出那个人生‘第一步’的回答。
记者曾问过我：“听老书记讲，你工作表现还算不错，为什么你不入党呢?”我没有入党，并不说明我没有信仰。才工作了4个月，组织上就动员我写申请。为此，杨善洲找我谈话谈了无数次，还借了给我三本书：1922年至1984年的《党章》《伟大的道路》(斯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借这三本书的时候，他没有提起过叫我入党的事，我认为这是领导关心部下的学习。《伟大的道路》中朱德的一句话：“只要给我一把锄头，我就会把自己的事做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为什么我最后还是没有写申请书?因为我身边有一棵高不可攀的“旗杆”。跟我的老上司相比，我算什么“洋芋皮”?
我的理解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想信念的最初形成，对承担着一定权力的执政官员来说，仅只是一种表态，或者是理念、原则及权力实现的出发点。一句话，属于比较抽象和理念化的“意识形态”。如何把权力履行在实践中，这是对理想信念质量的最终鉴定和考量。谁不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谁不说自己当官是“为大众谋福利”的?
本来，“说”和“做”并不矛盾，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说”和“做”的统一。但在权力实践的操作中，“说”，往往成了某些人悦人耳目的一块漂亮的屏风;“做”，事实上成了屏风后面的一处空地。这说明，“说”和“做”并不是一回事，两者同时兑现，才是一件最难的事。
1951年杨善洲入党不久，便被任命为区委书记，时间不长便陆续升任为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期间，他分别到四川省委党校、重庆市委党校学习。通过学习，他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升华。他说过：“当初入党，纯粹是为了报恩。理想这个词，在我脑子里还是一本糊涂账。后来才开始明白过来，把为老百姓办好事当作自己一生的职责，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事业，这才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因此，当官后，“权力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成了杨善洲常年追问自己和提醒自己的“思考题”。为此，他特地在笔记本上立下了要做个好官的理想追求：“想大事，走正道，办正事，做正人。”这就是杨善洲进入领导阶层后时时提醒和警告自己的“座右铭”。
说实话，关于理想信念“失落”的问题，现在还存在，这是你不承认也存在的事实。我跟一个老党员聊起过这个话题。不良的社会风气，是导致信仰失落的主要原因。据杨善洲回忆，早在他任区委书记时，党内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他说这种人可能以后还会出现，甚至自己都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因此，他要求自己永远不能忘本，并把这一理念具体化：“不摆官架子，甘做普通人。”后来的实践证明，他把为官的权力，完全摆放在了一个普通的平台上，走出了他一生的光明和磊落。
为官期间，老书记曾专门为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前半夜想自己，后半夜想别人。”每天下乡或下班归来，他都要不断地反省自己：“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同时，要思考下一步工作：“到底明天我为百姓做些什么?”他的这种出于对我们政权的忧虑逼使自己保持的良好习惯，既反映出“吾日三省吾身”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的基因，也反映出杨善洲在实现理想信念追求过程中自我约束的一种自觉。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违纪违法者立即下台)、带头自我约束(无自我约束者，马上走开)，并将其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是避免权力“异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三、杨善洲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凭着手中的权力，专注于为底层百姓解决诸多烦心的难题。于是他发现了为官的意义
“四清运动”期间，有两个干部因生病吃了一家群众杀的鸡，另一个因吃了一包饼干，都被开除了。这两个干部作了深刻检讨，并直接反映给了杨善洲。在常委会上，杨善洲觉得定性过重，开除公职也有点过重，应从轻处理，作出了“恢复公职，检讨存档”的处理。这两个人接到重新恢复工作的通知后，与家人抱头痛哭。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杨善洲说，这两个人家庭出身属下层人，本质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对党也是忠诚的。他把组织上对前述两人处理结果的重新认定，归纳了一句话：“权力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杀人、坑人的。”所以，权力用来做什么?这是值得每个人作深层次思考的。
杨善洲卖房的故事。杨善洲为什么盖房?又为什么卖房?1997年11月，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问起他家盖房子(1995年)的事，他说“卖了”。当时我听了很诧异。为什么答应盖房子，后来又卖了?这其中有一个很叫人感动的过程。他从1951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正式退休，没有为家里盖过一个猪圈或者一个鸡窝。这对于一个掌管着一方各种权力的高级官员来说，就整个保山地区来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就全国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他老家的房子是旧社会地主用来守山的简易茅草房。这房子经历了三次灾难：1970年，因雨灾的原因后墙被冲垮;1976年，因龙陵地震房子被震坏;1983年，同样是水灾，房子再一次坍塌。未退休之前，他家的房子基本是老样子。
退休后，杨善洲经常出差，有时到县城办事，都睡在车上。常睡车上，对一个老人来说，给身体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施甸县林业局领导经慎重研究，决定由单位出面，在县城批一块土地，建议他在县城附近盖一间房子。杨善洲不同意：“我是山区的人，为什么要来城里跟城里的人争地盘?”后来，他看到一些职工进城办事和子女就学，没有一个安身处。于是，他开始考虑由家里出面盖一间房子，为职工提供方便，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听说他打算盖房子，我从内心里替他高兴，觉得“这个老头子终于开窍了”。到山上看他的时候，我跟他开过一个玩笑：“房子盖起了，这等于给你建了一个‘行宫’，这样进城就比较方便了。”我对“行宫”做了解释后，他苦笑了笑：“什么‘行宫’哟，我就是为我的职工闲气的地方搭一个窝!”大约是1996年1月份，房子盖起了，老伴张玉珍到山上找到了他，情绪显得很兴奋。这位妇女自1951年嫁给杨善洲后，住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替刘家大地主家守山搭起的柴棚，她做梦也望着凭丈夫的能耐，能为杨家建一个像样的窝。当时房子建成后的总造价是5万多元，她与亲戚找借，勉强凑得1万多元，抱着满满的希望，认为自己这位工作了36年的老伴会给家里凑一些钱。杨善洲翻箱倒柜，最后找出9600元。我后来问他，工作了36年，就攒得这点钱?他反过来问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清楚?”问得我哑口无言。是啊，这位老上司从来没把自己的工资当作是自己的钱。他最后告诉老伴，卖了赶快把工钱还给民工，人家挣点钱不容易。这一近似残酷的决定，使老伴一路哭着回了家……想一想，辽宁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仅打扮一个屁股(文明一点叫美臀)就用了50万，跟我们的老上司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杨善洲权力实践的结论是：对于一个清正廉洁的为官者来说，权力与个人利益无法画等号。
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权力与事业的关系呢?作为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来说，权力并不完全局限在为官者一个人身上。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作职责就是一种权力。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山区农民杨春兰冤案被纠正的过程。1984年，我被安排到北汉庄工作队。板桥宗家山一个叫杨春兰的农民，因到山乡各条山街上做贩猪生意，有人说：“他有这么多的猪卖?肯定有名堂(土话：猫腻的意思)!”一次他到板桥沙坝街卖一只猪时，恰好被人认出是几天前自家丢失的。因此，他被拉到派出所，被定性为“偷猪贼”，并被强行要求赔偿失猪者80元钱。从此，杨春兰“偷猪贼”的名声也就传开了。他两个待嫁的女儿没有人要，全家人为此烦恼、纠结。杨春兰想不通，几次想自杀，后来有人建议他直接反映给杨善洲。接到上访后，杨善洲安排给距宗家山不远的北汉庄工作组解决。工作队叫我去调查解决，为了使案子调查合法，杨善洲安排了地委信访办、板桥工商所、县公安局、板桥区委办公室，加上工作组共计5个部门。有人说：“一个80元的小案，安排这么多部门调查，真是小题大做。”杨善洲一句话将对方的批评回绝：“涉及百姓名义的事是小事?我戴给你一顶小偷的帽子，你试试?”此案由于另一个案子被破，才算是一目了然。
立志为百姓办事，并不难;但要把百姓的事真正办通，实在不容易。杨善洲后来说：“有人搞小团体主义，硬把法律当成是自己的‘家法’。这是一股歪风，要狠狠地刹住，老百姓才会真正平安无忧。你经常问我‘权力的意义是什么?’当你经过不少的沟沟坎坎、磕磕绊绊，把老百姓的烦恼解决了，老百姓笑了，权力的意义就出来了!”
就我个人来说，年轻时，身在庐山中，常常看不到自己也有可供回味的故事。回忆起在这位老上司面前工作时，常被安排下去调查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觉得有一种社会价值体现的神圣感。当你爬过几座山、越过几个洼，见到一家人正在为所反映的问题愁肠百结、焦躁不安时，我会感觉到这种画面似乎是小时见到父母为某事烦恼的同样场景。这时就逼着你产生一种责任和担当的仪式感，你在耐心地倾听对方诉说苦恼时，其实你是在为和我们的父母一样生活在底层的父老乡亲们着急寻找排除烦恼的方法和良药。当你发现这个价值时，你就发现你工作的意义了。著名作家陈学昭说过：“工作着是美丽的。”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这“美丽”中度过自己有意义的人生。
杨善洲一生为官，他用事实归结出来的为官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权力的意义在于为别人，特别是为我们社会底层的百姓那些“别人”。
我曾经问过杨善洲：你在为百姓掌握权力的时候，思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杨善洲回答：“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党给我的权力，除了用来为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服务，没有别的用途!要想从衣裳缝里钻出第三只手来把权力‘偷’到别处，你就准备从这个台上滚下去吧!老百姓不需要这样的权力!”
这就是杨善洲在兑现自己理想信念实践方向的结论：权力不是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想咋个穿就咋个穿，它是打在百姓头上的一把伞：风来了，雨来了，为他们遮风挡雨;烦恼事、烦心事来了，权力就是一副济世良药，去为百姓排忧解难。一句话，想着百姓，权力就会使人仰望;背弃了民众，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万人唾骂，迟早一天你的官帽会飞向堆满污泥浊水的阴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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